媒體報導針對台中市長胡志強建議法務部，將與酒駕者同車者及同桌起鬨勸酒者都一起入罪，台中法界人士認為，此見解「牽連甚廣」，因勸酒等行為是台灣的社會型態，若是強行入罪，不但與人民的情感不符，更會造成認定上困難。法界人士指出，封建時代有所謂「羅織經」，以嚴刑逼供辦案，其中以唐代的來俊臣最為知名，也有所謂「一人有罪、株連九族」的法律，其殘酷誅戮、輾轉牽連，如瓜蔓之蔓延，也被稱為「瓜蔓抄」，其中以明成祖朱棣為最。
近代刑法原則中，以所謂「罪刑法定主義」為主，不論犯罪與刑罰，一概需要法律明文規定，而法律的制定也有所限制，基本上具備「因果關係」，尤其要具備「相當因果關係」。法界人士指出，國人經常在酒席上勸酒，通常只是客套，難以認定是「教唆酒駕」或「幫助酒駕」；而與酒駕者同車者，也不一定了解駕駛人酒醉程度，難以說是「共犯」。
解析：
即便酒醉駕車行為列入刑法公共危險罪章處罰已行之有年，加上媒體大量宣導與政府強力取締，雖然有所成效，但仍然遏止不了酒醉駕駛人的投機心理，導致酒駕肇事的新聞時有所聞，酒駕不僅是犯罪行為，若因而肇事，更造成駕駛人本身與被害人家庭破碎，為貪圖一時之便，造成無可挽回的遺憾，是否值得，殊值我們深思，以下試就案例法律問題，分析如下：
一、將酒駕者同車者及同桌起鬨勸酒者都一起處罰，是否於法有據？按刑法原則 以「罪刑法定主義」為主，所謂罪刑法定主義即犯罪之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，均須預先明確訂定於法律上，凡行為當時法律法律無明文者，任何行為均不構成犯罪，對該行為人不得科處刑法。對刑法現無規定行為，如同車、起鬨勸酒行為，當然不能加以處罰。
二、然若將酒駕同車者修法納入處罰行列，是否得宜? 估不論是否如台中法界人士認為「牽連甚廣」之見解，刑法法律效果較之一般法規而言更為嚴酷，所涉及者為人民生命、身體、財產自由；所規範者為侵害法益的行為，而所謂法益就是法律所保護的利益，非一般侵害道德或民眾法律感情的行為所可比擬；正因為刑法處罰嚴苛性，所以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法律處罰的行為時，需要考量因素眾多，例如所侵害法益為何?該行為對社會造成危害及程度等等；本案中與酒醉駕車者同車之人，修法將之視為「共同正犯」或「共犯」是否合理？共同正犯者必須要與行為人有犯意聯絡、行為分擔；而實務上對於酒醉駕車行為向來認為是己手犯，」，而「己手犯」之特徵在於正犯以外之人，雖可對之加功而成立該罪之幫助犯或教唆犯，但不得為該罪之間接正犯或共同正犯，亦即該罪之正犯行為，唯有藉由正犯一己親手實行之，他人不可能參與其間，縱有犯意聯絡，仍非可論以共同正犯。故與酒駕同車之人不能論以共同正犯。但同車者是否可視為「共犯」，刑法上共犯總類計有教唆與幫助犯兩種，所謂教唆是喚起他人犯罪決意，同車之人若有教唆酒醉駕駛人駕車行為，固然可以論以教唆酒駕之罪，但若無此情形，如何能單以同車即論以教唆行為（同車跟是否能視為刑法上行為都還有問題），而視為共犯，幫助犯亦同此理，若沒有實質直接幫助行為，何能以同論即以幫助。故依目前實務上見解，與酒駕駕駛同車之人，並無以「共同正犯」或「幫助犯」論科之可能。
近代刑法原則中，以所謂「罪刑法定主義」為主，不論犯罪與刑罰，一概需要法律明文規定，而法律的制定也有所限制，基本上具備「因果關係」，尤其要具備「相當因果關係」。法界人士指出，國人經常在酒席上勸酒，通常只是客套，難以認定是「教唆酒駕」或「幫助酒駕」；而與酒駕者同車者，也不一定了解駕駛人酒醉程度，難以說是「共犯」。
解析：
即便酒醉駕車行為列入刑法公共危險罪章處罰已行之有年，加上媒體大量宣導與政府強力取締，雖然有所成效，但仍然遏止不了酒醉駕駛人的投機心理，導致酒駕肇事的新聞時有所聞，酒駕不僅是犯罪行為，若因而肇事，更造成駕駛人本身與被害人家庭破碎，為貪圖一時之便，造成無可挽回的遺憾，是否值得，殊值我們深思，以下試就案例法律問題，分析如下：
一、將酒駕者同車者及同桌起鬨勸酒者都一起處罰，是否於法有據？按刑法原則 以「罪刑法定主義」為主，所謂罪刑法定主義即犯罪之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，均須預先明確訂定於法律上，凡行為當時法律法律無明文者，任何行為均不構成犯罪，對該行為人不得科處刑法。對刑法現無規定行為，如同車、起鬨勸酒行為，當然不能加以處罰。
二、然若將酒駕同車者修法納入處罰行列，是否得宜? 估不論是否如台中法界人士認為「牽連甚廣」之見解，刑法法律效果較之一般法規而言更為嚴酷，所涉及者為人民生命、身體、財產自由；所規範者為侵害法益的行為，而所謂法益就是法律所保護的利益，非一般侵害道德或民眾法律感情的行為所可比擬；正因為刑法處罰嚴苛性，所以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法律處罰的行為時，需要考量因素眾多，例如所侵害法益為何?該行為對社會造成危害及程度等等；本案中與酒醉駕車者同車之人，修法將之視為「共同正犯」或「共犯」是否合理？共同正犯者必須要與行為人有犯意聯絡、行為分擔；而實務上對於酒醉駕車行為向來認為是己手犯，」，而「己手犯」之特徵在於正犯以外之人，雖可對之加功而成立該罪之幫助犯或教唆犯，但不得為該罪之間接正犯或共同正犯，亦即該罪之正犯行為，唯有藉由正犯一己親手實行之，他人不可能參與其間，縱有犯意聯絡，仍非可論以共同正犯。故與酒駕同車之人不能論以共同正犯。但同車者是否可視為「共犯」，刑法上共犯總類計有教唆與幫助犯兩種，所謂教唆是喚起他人犯罪決意，同車之人若有教唆酒醉駕駛人駕車行為，固然可以論以教唆酒駕之罪，但若無此情形，如何能單以同車即論以教唆行為（同車跟是否能視為刑法上行為都還有問題），而視為共犯，幫助犯亦同此理，若沒有實質直接幫助行為，何能以同論即以幫助。故依目前實務上見解，與酒駕駕駛同車之人，並無以「共同正犯」或「幫助犯」論科之可能。
三、同桌勸酒起鬨納入刑法規定與酒駕者同視之可能性?姑不論同桌勸酒起鬨入罪後，舉證難度問題。同桌勸酒起鬨在我國向來是酒宴上客套或賓主盡歡的手段之一，而且酒醉駕車行為，所要處罰對象是酒醉後不能安全駕駛，卻仍駕駛行為。並非處罰酒醉行為（酒醉行為侵害了甚麼法益?），同桌勸酒起鬨者至多讓飲酒者醉酒，可未必有教唆其駕駛車輛或幫助其酒駕行為之犯意存在，如何能將之與酒駕行為同視，若如此，可真有如案例報導中「牽連過廣」問題了。
※參考法條
【刑法】
第1條（罪刑法定主義）
※參考法條
【刑法】
第1條（罪刑法定主義）
行為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，亦同。
第185條之3（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）
服用毒品、麻醉藥品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185條之3（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）
服用毒品、麻醉藥品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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